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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面这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文革中的暴行并非红卫兵、造反派的一时过激行为，而是共产党和地方政权的既定决策。文革时期的领导人与各级权力机构对暴政的直接指挥和参与，常常被遮掩起来而不为人知。 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以「遣返」为名，把历次运动中划为地、富、反、坏、右的北京市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当时有三万三千六百九十五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有八万五千一百九十六人被驱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城市蔓延，多达四十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连有地主成份的共产党高级干部的父母也未能幸免。实质上，这种遣返行动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长时就说过，要把北京居民成份纯净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份不好的市民全部赶出北京。1966年5月，毛泽东发出「保卫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叶剑英、杨成武和谢富治为首的首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遣返「成份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红卫兵对超过2%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还得到市、区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曾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拦红卫兵，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红卫兵不过是被当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这些红卫兵也被共产党抛弃，不少人被宣布为「联动分子」而入狱。其它的随大批“知识青年”被送到乡下参加劳动、改造思想。当时主持遣返活动的西城红卫兵组织，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人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他们的通令也是由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修订后发表的。 google 九评共产党(被封锁地区可来电邮 beijing.zhong.nan.hai@gmail dot c o m 索取） 2008年05月04日(16:28:03) 64.27.16.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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