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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老师的教法 不管这些课文的意思多么单纯明确，但任何文本在理论上都可以用多种方式解读。为了杜绝这种可能，中共的教育部门要求语文老师在讲解完字词句段章之后，再“画龙点睛”地指出课文的“中心思想”，强制学生重复这些党文化话语。比如上文提到的《小音乐家扬科》是小学五年级的课文，其中心思想是“旧社会剥削制度的罪恶”，老师要引导学生“懂得穷人的理想不可能实现，即使有才能，也要被埋没”，要“激发学生憎恨剥削制度，同情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 （3）考试的导向 升学考试是各级教育的指挥棒。考试的命题趋势对于教师和学生具有巨大的导向作用。也就是说，教学的重点受试题引导，而试题直接受制于中共政策。以高考作文题为例，1958年的全国题目是“大跃进中激动人心的一幕”，1977年的北京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上海题目是“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近年的作文题目中这种赤裸裸的党文化题减少了，代之以比较隐蔽的党文化，比如“一分为二”的所谓的“辩证法”。1990年的“玫瑰花有刺”又让国人重温了一把中共的经典自辩词：“主流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成绩是九个指头，失误是一个指头”，“太阳和黑子”。而1991年的“近墨者黑”和“近墨者未必黑”，其潜台词是改革开放并不违背四个坚持，预示着1992年邓小平南巡重新启动跛足经济改革。 升学考试对于各级教育具有绝对的导向作用。中共控制了考试的命题权，就是支配了学生学习时间的分配和脑力的运用。中共把要强制灌输的东西作为考试重点，学生不得不花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于学习其他内容的时间记忆那些党文化内容。结果就是，党文化象刀刻一般深深地写进入了学生的心灵。 2008年05月04日(22:57:18) 67.15.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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