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李宗仁欠缺毅力，白崇禧阴险
2008/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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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发奎：李宗仁欠缺毅力，白崇禧阴险
潮流興口述歷史，然而口述歷史出得濫了，便使人覺得都是些「老王賣瓜，自賣自誇」的貨色，多數是隱惡揚善、文過飾非的偽史。不過，口述歷史也有出類拔萃的，諸如《顧維鈞回憶錄》、《周宏濤回憶錄》以及《張發奎口述自傳》。
前者是元老外交官顧維鈞將一生所積累的一百多箱外交文件整理而成的，周宏濤回憶錄是依據傳主擔任蔣介石機要秘書時的日記撰寫而成的﹔後者則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派專人來香港訪問張發奎上將四百多次、並在港臺兩地專訪有關軍政人員予以核實後整理而成的。
其英文原稿沉睡在哥大珍本與手稿圖書館四十多年，沾滿灰塵，迄今無人將此一千零八十九頁英文原稿完整地譯成中文。廿二年前哥大主管近代中國名人口述歷史工作的韋慕廷教授送了一套張發奎口述歷史的縮微膠片給中國大陸歷史學界「四大天王」之一的楊天石，此人譯了三份之一章就知難而退了——面對英文稿中一萬多個人名、地名、機構名、事件名，猶如海底撈月。
再者，中共迄無雅量將張發奎的強烈反共言論一字不刪地印出來，倘要大幅刪節，則全書會變的索然無味。另一方面，張發奎在訪談中說話坦率，牽扯到個人恩怨政壇是非的字句甚多。故他在第廿章腳注中聲明：「在我有生之年，本章內容不得公開」，其他章節涉及人物評價便吩咐記錄者用雙括孤圈起，暫不公開。
如今，張將軍作古已廿八年，他所月旦的政壇人物全部都已魂歸天國。筆者於二○○五年七月赴美領取萬人傑新聞文化獎時，由哥大講座教授夏志清陪同，買下了張發奎口述歷史的中文版權，至此，發表這些讜論已百無禁忌，在該書中文版面世前，先將這些最精采的內容獻給《傳記文學》的讀者，相信對廿世紀中國歷史的研究不無小補。
「蔣先生失去大陸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數高級軍官告訴他：他們一定能消滅共軍。看上去都信心十足，人人都不敢說出相反的觀點」「蔣先生派人擔任不同的職務猶如在麻將臺上換位子，就這幾個人輪換著這些職位」「我認為『不成功則成仁』是不智的。死守這種戰略是嚴重的錯誤，死守有什麼意義呢？死了人如果無補於事，則這種犧牲是沒有價值的。宋美齡女士認為國軍如能在上海多守一、兩個月，將可引起國際干涉和支援，因而我軍先後增兵六十個師，以致國軍元氣大傷，影響南京過早失陷」
「逕自越級指揮，是蔣先生常犯的毛病。最高統帥部任意分割建制和隨便破壞戰鬥區分的事情，乃是世界戰史上絕無前例的作法」「焦土政策對敵人不會造成很大障礙，可老百姓卻深受其害，把自己同胞的家園燒得一乾二淨」「蔣先生應捫心自問：他有沒有能力消滅共軍，如果答案是能夠，他就不必接受馬歇爾的調停 ﹔如果不能，他就該誠心誠意同中共談判。他談判與剿共同時並舉，引起馬歇爾對他發怒且責備他不誠實。馬歇爾幾次上廬山求見，蔣故意去奉化避見，此舉嚴重開罪了美國，導致大陸沉淪。」
對於蔣經國去上海「打老虎」，張發奎說：「一開始我就不認為他會成功，因為他獨犯了特權階層的既得利益」。對「太子派」首領孫科的評論：「他學問淵博，但私生活異乎尋常」。
對李宗仁的看法：「他的軍事才幹很普通，做事欠缺毅力，作繭自縛，猶如風中之燭」「李宗仁在堅定、耐力方面遠遠不及蔣先生，他缺乏不拔之志，還學會了中國政客的機巧權術，吹牛皮放大炮」。對李宗仁七十四歲投共之舉：「毀棄了自己的革命歷史，在流亡海外十六年踏入老年後再作馮婦是不智的。我想不到他會晚節不終」。
對於張群出任行憲後第一任行政院長的看法：「政學系是一群渴望做官的人，那是一群沒有政策的官僚」。對國舅爺宋子文：「他真是把中華民國當作他的私有財產！」
對白崇禧的看法：「他有軍事天才，足智多謀，但非常陰險，不坦率，遮遮掩掩的，李濟深、黃紹竑等桂系領袖都是這一類型。徐蚌戰場危急時，蔣先生想把桂系部隊從武漢地區調到前線增援，雖然武漢沒有險情，但華中剿總司令白崇禧拒絕了。既然是奉命調走，一旦武漢因而失守，他是不必負任何責任的」。
胡漢民「學問淵博，責任心強，人格完整，私生活也很簡樸，但他心胸狹窄沒有孫總理的器度」。汪精衛「軟弱無能，作為行政院長，他本身沒有主意，不敢對蔣先生進言，卻又官氣十足，忘了他從前的理想」「把自己對蔣先生的仇恨，放到民族大義之上了」。陳璧君「以玩弄政治為樂，對汪精衛的革命精神起了負面影響」。陳公博「官氣十足，私生活不正常，這種人竟攫取了高官厚祿」。
「陳誠有時做事不很公平，他要我代表李芳郴向蔣先生求請，盼望我要求蔣先生寬恕李芳郴。我拒絕了，畢竟李芳郴是違反軍令臨陣退縮的罪人。我到韶關不久，陳誠要我給他的保定校友郭思演安排一份職務，郭原任虎門要塞司令，日軍逼近廣州時，他率先逃跑，最高當局要求逮捕郭。我拒絕了陳誠的請託，我無權給郭洗脫罪名」。
李濟深「此人報復心很強，置個人仇恨高於一切」。「閻錫山以及大多數北方武人都很狡黠也很圓滑」南方軍人又如何呢？張發奎指出，一九三六年六月初的兩廣事變是「李宗仁與陳濟棠以抗日為幌子從事分裂國家反對中央的活動」。
「陳濟棠對粵東綏靖主任余漢謀在東江地區走私鎢沙運往香港一案持眼開眼閉態度，省政府失去的一大筆稅收流入了余漢謀個人以及其下屬的腰包。」在余漢謀倒戈後，陳濟棠陳維周弟兄挾公款2600萬元乘英國軍艦蛾號逃到香港。
「八˙一五在上海南翔長官部召集軍事會議時，日機臨空，警報突至。不要以為基督將軍（馮玉祥）身材魁梧，練兵有方，但膽子極小，他奪門而出，踉踉蹌蹌，向外面田塍直奔，一個不留神，滑腳跌進了稻田，弄得渾身上下盡是泥漿，那副狼狽不堪的窘態，使與會將領張治中、楊虎等都為之忍俊不禁」。「馮玉祥是不可信任的，朝秦暮楚，反復無常，整天好像在做戲，常常穿著士兵的服裝作秀，看上去很古怪。我對北伐軍政務局長說這是個野心家，他也同意我的看法」
「軍校畢業生不能忍受馮玉祥的偽善。有一個在馮手下任參謀的同學告訴我：有一次馮在開封召集會議，原定早上八點開會，馮遲到了半小時，乃宣稱自己犯了過錯，理應摑掌。於是，他下跪，自己打自己耳光，還左右開弓輪著摑。所有在場官兵不得不跟著下跪，且自我摑掌。許多人不能容忍這類把戲！」
對投共的傅作義持同情態度：「傅是反共的，如果蔣先生給他大量美製武器，或者美國人積極支持他，他是不會投降的。如果美國海軍陸戰隊不撤出青島，他不會投降的。」
「恃才傲物是孫立人失勢的主要原因，美國人想扶植他反而害了他。他以為美國人支持他，以至得意忘形。然而，美國人是不可靠的，孫立人的矜才使氣使他得不到蔣先生的信任」。
李漢魂「自私，眼看著政府處於風雨飄搖境地，他卻棄之不顧，連他主掌的內政部都扔下不管了」。彭孟緝「在學識與能力上都很平庸。戰時在柳州，戰後在陸總，他都做過我部下的炮兵指揮官。他品格良好，性情平和，然而許多軍人比他更適任參謀總長」。
吳稚暉「暗中支持李濟深，李的女兒拜吳為老師，由李濟深每月付五百大洋束脩。吳常常說自己不在乎，他太偽善了。戴季陶也十分偽善。我在第二次護黨救國運動的通電中所提的『惡化腐化勢力』就是指吳稚暉、李石曾、戴季陶之流」。
郭沫若「不落俗套，有點浪漫，作風懶散，卻很健談，口才便給」。「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擅自實行焦土政策，他必須為長沙大火負全責，我認為應該槍斃的是張治中，而非長沙警備司令酆悌」。
東北行營主任兼行營政委會主任「熊式輝愛擺官僚架子，東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是個小有才幹的軍人，但心高氣傲」。
「蔣先生與國民政府第二個重大軍事失誤是在共產黨問題獲得解決之前就下令裁軍。許多軍級單位被裁撤，導致軍官們突然失業。問題不在於給他們（安插到後備軍官團）吃飯就夠了，此舉影響士氣。裁減軍隊、與民生息這是對的，可是執行過程太倉促了，這是大多數高級將領的觀點。這事又得歸咎於陳誠，此人鼓吹裁軍最力，又十分衝動」。
「黃旭初當廣西省主席許多年，他能保住權力是因為他沒有個人野心。但他的政績如何呢？廣西省自稱為『模範省』，但它能向我們端出什麼證明這一榮銜呢？閻錫山在山西又做出什麼政績呢？」
「一九三六年蔣先生任命薛岳為貴州省主席後，龍雲與薛結拜成金蘭兄弟，我不喜歡這類東西，這屬於封建性質。在軍閥時代，這種結拜弟兄具有政治謀略的特性。當軍人想利用別人時，他們便以交換紅帖子來變成義兄弟，帖上寫著『同生共死』云云。」
「在共軍與土匪被趕走後，復興重建工作應該交給政治家去做，但是有些軍人自私自利野心勃勃，他們兼任省主席，那就是軍人怎樣會變得有錢有勢。雖然我是粗魯的軍人，我知道在如此環境下潛藏的危機，我強烈反對任命軍人任省主席的傾向。試問哪一個省是由軍人治理好的？政治智慧絕非輕易得到的。我想不出有任何一位軍人任省主席政績良好。有人說福建省主席陳儀，然而我不同意這一說法——許多善事是我在福建做的。我感覺軍人十之八九是獨裁者，倘若我當了省主席，也許我也會變成獨裁者。但我從來不想被任命為省主席，我始終認為軍人從政是錯誤的。統率一萬多人的一個軍已經夠困難了。一個最小的縣也居住至少八千人，而大的縣份往往超過一百萬人。如果管理一個軍夠傷腦筋了，一名軍人怎能去管理一個縣！命令發布下去，絕不能保證它得到執行，很難指望老百姓會執行某人的命令，因為他們絕不是像士兵那樣組織嚴密。」
張發奎渾樸恂恂、言行一致，還表現在他坦承抗戰是倖勝的。「我參加了淞滬、武漢、桂柳會戰。可以說，在戰略上這三次會戰都是成功的，我們以空間換取了時間﹔但在戰術上，我們失敗了。講句真話，我們從未取得一次勝利，祗是延宕了敵人的前進，還多次重創敵軍。大多數海內外同胞認為，我們以劣勢裝備與粗淺訓練，英勇地與武器精良訓練一流的敵軍鏖戰了八年，最終取得了勝利。然而從一個軍人的觀點，我認為談不上英雄史詩，我們所作的一切只不過是以空間換取時間。」
軍人通常喜歡誇大戰績，張發奎卻截然相反。他說：「老百姓稱讚我的炮兵是神炮，雖然擊中了出雲艦，我們也只能打它個輕傷，打不沉它，因為我們的大炮火力不夠。我們一開炮，敵軍水兵就躲到甲板底下。事實上，出雲艦沒有遭受傷亡」，「我們的船艦太小，效益不彰，海軍陷於崩潰境地，敷設的水雷沒什麼大用處，因為敵人擁有掃雷艦，漢奸「水老鼠」掃盡了我們在長江與鄱陽湖布下的水雷。在水底，豎立橫跨長江的鐵絲柵欄網，是因為我們沒有海軍，那可不頂事。」
「在淞滬會戰，我們的空軍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實際上幾乎是耗盡了。剩下的飛機不敢出外攻擊敵軍，而敵人的飛機卻低飛掠過我軍陣地，日以繼夜。我們的高射炮沒有擊落過敵機。有時我們派蛙人去炸敵艦，可是未曾對敵艦造成重大損傷。」
對於喧嚷一時的「粵北大捷」，他有如下陳述：「根據余漢謀呈交給我，而我又轉呈給中央的報告，我們在粵北打了一場大勝仗。事實上我們被打敗了，儘管余漢謀印了一本小冊子《粵北大捷》。我無法評論其他戰區的所謂大捷，但我確實瞭解在我自己戰區發生的事，我是在現場擔任指揮，所以我知道，我們把粵北戰役視為勝仗，只是因為敵人攻下英德之後馬上後撤並未進攻韶關。既然余漢謀宣稱他已立功，我自然不想去同他作對。於是，我利用這個『粵北大捷』舉薦余漢謀接替我擔任戰區司令長官」。
對於國軍兩次收復南寧的真相，張發奎坦承：「一九四○年九月廿二日，敵軍越過四戰區邊界進入越南。十月三十日，我軍收復南寧，我們又報了一次勝仗。事實上，敵軍是自動撤出南寧的。為了宣傳目的，敵人每撤退一次，我們便上報一次勝仗。中央對此十分瞭解，這些都是虛假的勝利。」「一九四五年五月廿五日，我下令六十四軍與四十六軍派遣精兵分別進攻南寧、賓陽。我們收到情報，稱敵軍正開始撤出南寧。這次進軍南寧是由於敵軍撤出南寧，由於這是事實，我們必須進擊，這就叫追擊。」
對於國民黨在軍中建立的政治工作，他認為「毫無價值，他們的工作並不認真，給人留下傲慢自大的印象。共產黨的政工人員在親近民眾方面成效卓著，國民黨的政訓處人員祗是監督部隊長對蔣先生的忠誠程度」。
對於剿共、戡亂期間國民黨在地方基層建立的保甲制度，張發奎認為是「徒有其名，不起作用」「許多民眾痛恨保甲制度，不是因為制度本身，而是因為人民廁身其中。以前村長是壓迫全體村民的唯一惡人，保甲制度卻把保甲長添加到壓迫下層民眾的行列中去了。保長壓甲長，甲長壓迫百姓，每當設立一個新的機構，中國人的貪腐陋習便乘勢蔓延，新的機構打開了攫取更多貪汙機會的大門，像民諺所說：一個香爐一個鬼。」
對於「中蘇友好條約」，張認為「承認外蒙古獨立，這是一個大錯，損害了我們的國家利益。作為一個共產國家，蘇俄的目的是幫助中共。基於共產主義的國際性質，蘇俄不可能對我們抱有善意。它說友好，那只是表面的。簽訂這樣的條約是外交上的失敗。在日本投降後四天再簽這樣的屈辱條約，殊無必要。」
對於汪偽集團的首腦，張發奎卻作了異於常人的評價，他說陳璧君「同日本人打交道是比較強硬的，她就是這種類型的人。陳公博周佛海在上海同日本人打交道也比較堅定，當日本人欺淩上海市民時，陳公博敢於大膽提出異議，這就是上海市民對陳公博周佛海印象良好的原因。倘若戴笠不在一九四六年三月死於空難，周佛海會離開監獄的。」
張發奎是北伐名將，在汀泗橋、賀勝橋、武昌攻城之役，他身先士卒，勇往直前，榮獲「鐵軍」之譽。他手下的第四軍參謀長謝膺白，在中共的武漢戰犯管理所中為爭取減刑寫了一篇〈張發奎傳略〉，對他的人格、政治立場橫加誣衊抨擊，但也畢竟承認他「自從帶兵以來，約束自身相當嚴格，生活相當檢樸，不敢浪費」。
另一位在第四軍當過政治部主任的麥朝樞也在大陸的「政協文史資料」中撰寫〈我所瞭解的張發奎〉一文，稱「張氏有其他軍人所不及者二事，即一不浪殺人，二不念舊惡。前者指獨操生殺之權，而從不以私意殺人，故能得部屬之信任，第四軍解體後，其精神永遠存在﹔後者係指他對朋友及部屬之過失，說說罵罵便了，而從不存心算賬，故部屬都具安全感，語曰 ：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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