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政之和蒋家父子三代的恩仇
亚洲周刊王丰／萧政之抗战初期已投笔从戎，跟蒋家三代都有过亲密交往。八十年代蒋经国掌政时，以违反票据法将萧政之送进牢狱。萧政之认为，促使他坐牢的主要原因是得罪了蒋孝武。
萧政之入狱的真正原委，争议很大。萧政之向笔者指出，他当年入狱的主要原因是得罪了蒋孝武，孝武向其父、时任总统的蒋经国构陷他，给他‘扣帽子’，以违反票据法将他送进土城看守所。以下是萧政之讲述他从抗战初期投笔从戎到后来在台湾入狱过程中，跟蒋介石、蒋经国及蒋孝武三代的恩怨情仇：
民国七十四年（一九八五年），蒋经国受前调查局长沈之岳、二子蒋孝武等人的欺骗，说我协助王升等几位长官夺权，要搞政变，因此要‘清君侧’，藉着国泰集团蔡辰洲涉嫌违犯票据法，给我扣帽子加罪名，并提前由当时法务部抓我进监牢。
我被监禁之前，据说蒋经国曾经当着一些人的面，痛骂我‘萧政之忘恩负义！’不明白我何来对蒋先生‘忘恩负义’？这完全是经国先生被人蒙蔽的欲加之罪。整个事件的原委，我必须从蒋孝武这边谈起。
我认识蒋孝武是在我创办中华电视台（华视）时，孝武当欣欣传播公司董事长，他一再请我吃饭，同我接近，但我知道他的生活方式，和我是两个世界的人，我怕他，因为我是职业军人出身，爱惜自己羽毛，我不愿意带着电视公司的女明星陪他喝酒，这一点可能让他很不高兴。
之后，我由华视调回总政治部工作，主管三军安全，经国先生病情逐渐加重，在台湾南部举行的一次安全会议散会后，孝武对我说，总统的身体未来情况很难说，希望我同他配合，组织体制外的地下聚会。孝武也用同样的话，告诉当时的调查局长阮成章兄。我们都不敢同他往来，他可能因此嫉恨我，在经国先生面前讲我坏话。
那段时期，孝武在经国先生面前的影响力愈来愈大，政府内部的重要人士都设法靠近他，尤其是一些想在仕途上进一步发展的人，惟恐他若是在经国先生面前进谗言，会影响自己大好前程，一言定宦途生死。
我常同马纪壮、蒋彦士先生一块儿打球，曾经提醒他们注意孝武，不要被孝武所构陷，他们却回答我：‘国之大臣，有自己的风格，不用理会孝武。’据我了解，孝武在蒋经国面前形容马纪壮、蒋彦士是‘水晶猴子’（意指：圆滑世故），必欲除之而后快。（按：马纪壮、蒋彦士两人均曾担任蒋经国时期总统府秘书长、或党的秘书长）
有一次，孝武吃了广告客户的倒帐，一笔亏空没办法报销，找我设法解决，我被迫指示公司业务部代为赔偿。除了一些无法回避的公事之外，我绝对和他保持距离，避免任何互动。我曾经和王升先生多次在淡水高尔夫球场打球，王升先生也邀了孝武一同打球，但我个人从来不主动邀请孝武。和他一块儿打球，都是王升先生邀集，我才去作陪。后来我才知道，王升是受经国先生托付，负责教育孝武，并非出自王升本人的主观意愿，这恐怕也是王升遭孝武忌恨的原因之一。
孝武身边有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人物——沈之岳。我的好朋友知名资深记者陆铿兄，曾经在回忆录中以李荆荪案为例，引证沈之岳是潜伏在国府心脏，专门制造冤案以博取信任的阴谋家。
十多年前，我遇见一位朋友，和他随意闲聊的过程中，获知他是延安抗日大学毕业的，同沈之岳是同学关系，抗战时期在延安一起受教育、工作，我问他：‘听说沈之岳是（军统局）戴笠派去延安的，你呢？’他立刻回答我：‘不对，我才是奉派去延安的，他（沈之岳）是自己去的。’
在我的案子发生之前，同沈之岳还常有往来，当时就知道他曾制造不少冤案，造成台湾人同政府对立。我也曾经亲眼见到沈之岳从身上掏出一份文件，塞在蒋孝武手里，要孝武转交给经国先生。换言之，孝武成为沈之岳承上启下关键枢纽，孝武可以要沈之岳办事，声称这是总统的意思，而沈之岳有什么情资要报告，则透过孝武转达给卧病在‘七海寓所’的蒋经国。
那是蒋孝武如日中天的年代。经济部次长汪彝定和我是好朋友，汪兄曾经告诉我，蒋孝武每月要召集政府重要官员，在敦化南路的一品大厦聚会，俨然是太上行政院长，那时孝武已经能决定部长级人选，甚至快要能决定谁当行政院长了。汪彝定兄告诉我，他参加过几次孝武召集的会议，会场气氛让人‘觉得恶心’，从此再也不去了。
这时，蒋孝武和沈之岳制造假情报，说经国先生身边的高级干部们要夺取政权，不久即进行人事大整肃，马纪壮、蒋彦士、王升、阮成章几乎在同一时期，被经国先生调职，不久之后我也被关进监牢。
蒋经国哭别蒋孝武
我们观察当时的政局，觉得经国先生似乎有意提高蒋孝武的政治地位，也许是让他当行政院长。可是，谁晓得就在这个时候（民国七十三年，一九八四年）爆发了江南事件，作家江南被杀，在美国人的压力下，孝武被迫外调新加坡当代表，据说经国先生和孝武临别时，父子相拥而泣。经过这个震动世界的事件，台湾的政局也随之改变。
民国七十四年二月（一九八五年二月），台湾爆发有史以来最大的十信案，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理事主席蔡万春之子、立法委员蔡辰洲，有关方面认为他涉及利用人头贷款、部属或假冒他人名义贷款等事由，因违反票据法而迳行逮捕。
蔡辰洲主持的‘理想公司’和‘国玺印刷公司’跳票，有的支票上盖了我名义的图章，因我曾任该公司董事长，但在跳票前的一年半我已辞职离开，也曾办妥手续，通知了主管官署，而且蔡辰洲在法庭上也说明，公司是他投资的，收入的钱是他用的，萧先生的印章系他部下盖的，一切与萧先生无关，全体员工也签名盖章为我证明，我早已离职，而且萧某没有领过国玺公司任何薪给。蔡辰洲甚至要求法官，把罪判在他名下。当时的承审法官及律师，也都认定萧政之无罪。
但是，经国先生要关我，法官就不能不判我刑。我与司法院长黄少谷先生（曾经担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司法院长等职）很熟，过去常在一起打球，但我被起诉之后，我不便亲自去求他，只好透过他的至亲向他传达信息，告诉他，我惟一的希望，只要求一切依法，不求法外施仁，也希望不是法外加刑。
黄少谷先生的至亲转告我：‘少老说，绝对依法办理。’我不放心，又托了王新衡兄（王新衡早年与蒋经国交往密切，曾任职军统，第一届立法委员），面询黄少谷，黄少谷依然回说：‘一定依法。’可是才隔了几天，法院传来了消息，说是命令到了，一定要判刑。什么是命令到了呢？我请王新衡兄再去向黄少谷打听，黄少老这次回答说：‘非常对不起，这是上级的命令。’谁是黄少谷的上级？当然就是蒋经国。
我还是不死心，上书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派中央委员调查，看我有没有违法。我透过谷正纲先生（国民党大老，素有反共铁人之称，曾任国民大会秘书长、总统府资政等职），请他转告马树礼（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马树礼告诉谷正纲：‘你不要管这件事情！’隔不久，我反而被国民党开除党籍。
从地方法院一路打官司到高等法院，我一路败诉，上诉最高法院，判驳回高等法院重审，因为最高法院是秘密分案，‘命令’传达不到最高法院。但是，民国七十四年（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日，经国先生问人：‘萧政之怎么还没有关起来？’我就在八月二十一日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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